本篇文章3122字，读完约8分钟
吴才梅。(所有图片由纽约服务局提供)
被称为中国人，被指责不如男人，不是作为社会工作者的律师& hellip& hellip华裔美国人帕特丽夏·英格(Patricia eng)走出曼哈顿唐人街的小洗衣店，不仅在美国东海岸成立了第一个帮助亚洲家庭暴力受害者的非营利组织，还获得了时任总统乔治·h·w·布什颁发的杰出奖章。
伍彩妹从时任总统布什手中接过志愿者行动奖章。
②纽约市服务局团队在全市五区开展社区服务。
①伍彩妹(前排左2)与纽约市服务局工作团队。
热衷于社区服务的吴才梅今年被比尔·白思豪市长任命为纽约市市长办公室首席服务官。在纽约唐人街泰山移民家庭长大的吴才梅，决心把社会服务和市政资源带入华人社区，让更多的华人得到应有的权利和服务。
我的父母努力工作来养活一个七口之家，这是我的榜样
【/h/】父亲14岁的时候，从广东台山一个人去了美国。由于当时的条件，他只能乘船去美国。这位来自泰山的年轻人在海上漂浮了几天后，终于站在了星条旗飘扬的土地上。像当时绝大多数中国移民一样，在一个语言、习惯、文化背景都不同的陌生国度里，很难生根发芽。我父亲不得不在餐馆和洗衣店工作，有时他不得不一天做三份工作，才能勉强得到足够的食物和衣服。
【/h/】父亲和母亲相识并喜结连理，先后生了我和四个姐姐。一家七口在曼哈顿唐人街定居。我是家里最小的妹妹，所以父母给我取名吴才梅。为了养家糊口，我父母在我们家一楼设立了洗衣房。虽然生活不富裕，但家里不缺米、油、盐，一家人都很幸福。
【/h/】洗衣店生意好的时候，家长要从早忙到晚，登记订单，洗衣烘干，烫衣叠衣，什么都自己做。除了洗衣服，父母还要照顾我的生活，还要和四个姐姐一起学习。他们在这个有着不同语言和文化的异国他乡，用自己的双手和劳动，努力养活一个七口之家。
爸爸妈妈穿梭在洗衣房各个角落的身影已经深深的印在了我的记忆里，这种努力工作、兢兢业业的精神也不知不觉的成为了我的座右铭。父母是孩子的镜子，孩子是父母的影子。潜移默化地，长大后也继承了父母对生活和工作的态度和信念。他们是我最骄傲的榜样。
父母的一句玩笑话促使我走上了维护女性权益的道路
【/h/】重男轻女，为老人养孩子，做最小的妹妹，是根植于中国老一辈父母心中的传统观念，我也未能幸免。我们家女儿太多了！虽然已经很久了，但我仍然记得父母和朋友或邻居聊天时的这个笑话。是的，有五个女儿，四个姐姐和我。我们家就像一个女儿国。
我父母一直很宠爱我们五个姐妹。至于家里女儿太多的说法，虽然我一直知道爸爸妈妈只是在说我不小心讲出来的笑话，但我还是有一个疑问:为什么有个女儿不好？即使我改变不了老一辈美籍华人传统观念中对女性的偏见，但我有权利选择如何看待这种观念本身及其对我的影响。
【/h/】除了老一辈重男轻女，作为一个美籍华人女性，即使进入职场后，在工作中依然能感受到女性职场人士的刻板印象。我不得不承认，即使在开放的美国社会，仍然存在着玻璃天花板效应，这是女性和少数民族实现职业发展和成功的一个无形的人为障碍。
【/h/】她是女的，肯定是工作能力有限，或者因为是女的，不适合做高层主管等等。，而这样的概念和说法就是玻璃天花板效应的体现。某种程度上，重男轻女、玻璃天花板的观念也激励我走上了维护女性权益、提高女性社会地位的道路。
被称为中国人，种族歧视激发了移民的正义感
当时唐人街的华人人口比较集中。我们的房子和洗衣房所在的街区几乎没有中国人，只有两个中国家庭住在附近几个街区内。洗衣店的顾客大多是非裔美国人、西班牙人和其他族裔群体的居民。在一个充满语言差异和文化障碍的环境中，父母只能更加努力地为我们五姐妹养家糊口。
即使我们尽职尽责，努力工作，我们仍然不时遭受种族歧视和欺凌。我还记得，有些顾客来店里洗衣服，拒绝付钱，还有人甚至对我父母大喊中国人和中国佬，这是种族主义和侮辱的称呼。我不明白为什么父母努力工作，靠自己的双手养家。努力工作的移民在美国难道不值得公平正义吗？
被一次又一次的侮辱，一次又一次的扪心自问，我越来越清晰的听到自己心中的声音:我要为移民、女性等弱势群体应得的公平正义而战。
成立东海岸首个关注针对亚洲女性暴力的机构，并获得总统奖
让孩子期待成龙，把孩子培养成律师、医生等收入稳定的体面工作，是大多数中国父母的期望，我父母也不例外。我是唐人街本地人，小学在唐人街公立130小学。
【/h/】高中毕业后，我选择就读普林斯顿大学，主修政治学与政府学，研究社会团体、社区甚至国家机构的管理与运作。然后他去了纽约亨特学院社会工作学院学习社区组织和宣传，获得了社会工作硕士学位。
【/h/】在七八十年代，亚裔社区并没有专门为华人、移民家庭等少数民族设立家庭暴力服务机构，很多遭受家庭暴力的华人妇女儿童得不到应有的帮助。鉴于此，1982年，我成立了第一个纽约亚洲妇女中心(亚洲妇女& # 39；s中心).
亚裔美国人社区对家庭暴力和虐待没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在提供援助和调整等服务方面面临相当大的障碍。特别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和观念中，很多人认为家丑不可外扬。因此，很多因家暴虐待而遭受身心创伤的中国妇女儿童，并没有在第一时间寻求帮助，而是选择了忍气吞声，成为沉默的羔羊。
由于亚洲社区的家庭暴力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我动员了纽约亚洲妇女中心的志愿者，通过热线咨询、提供庇护所和拘留中心、社会工作者干预调解以及律师法律咨询，向该市五个地区遭受家庭暴力的亚洲妇女和儿童(包括中国人)提供援助。
事实上，在中心成立的前五年，我们完全依靠志愿者的无偿工作和帮助来正常运作，直到我们逐渐得到政府的资助，纽约亚洲妇女中心才逐渐扩大和扩大。1991年，我代表纽约亚洲妇女中心获得志愿者行动奖章(主席& # 39；美国志愿者行动奖)，肯定亚洲社区中心提供的帮助和服务。
作为一名医生或律师，我走上了一条不切实际的职业道路
经过30多年的努力，更名为womankind的纽约亚洲妇女中心现在每年处理3000多个热线电话，60多名社会工作者用包括普通话和粤语在内的至少16种语言提供服务，鼓励家庭暴力、人口贩运、性暴力和虐待的女性受害者站出来，正视和解决家庭暴力问题，走出阴霾。
不得不说，踏上社工的职业道路，甚至成立非营利组织，都和我父母期望我成为医生、律师的目标相去甚远，他们一开始也不理解。不实际不现实，这是我父母一开始对我参与社会工作的看法。虽然我觉得很无奈，但是当我在电话里或者面对面的听到遭受过暴力或者虐待的妇女儿童的经历，更坚定了我在这条职业道路上的信心和责任感。
【/h/】后来，当父母逐渐了解我和同事的工作时，他们的态度从理解变成了支持，因为正如他们曾经对我说的那样，只有当他们真正能够帮助到有需要的人时，他们才能展示一份工作的真正价值。现在，虽然我的父亲和母亲都去世了，但他们在为人民做事方面对我的影响继续在我身上延续。
除了在纽约亚洲妇女中心的工作，我还加入了公平和包容性慈善委员会、亚裔美国人影响基金、亚裔妇女捐赠圈和亚裔美国人慈善协会(亚裔美国人/太平洋岛民慈善协会、纽约妇女基金会和其他机构参与社区服务工作。
被市长任命为首席服务官，我想把社会服务带入华人社区
今年8月，我被比尔·白思豪市长任命为纽约新任首席服务官，并于10月1日正式上任。这是一个难得的机遇，也是一个挑战。纽约市市政服务局(nyc service)隶属于市长办公室，成立于2009年4月，旨在通过政府、社区组织、公司、非营利组织和个人的合作，促进志愿服务，建立有效的网络，以加强社会运作模式，增强纽约公民的公民参与。
【/h/】我在一个华人社区长大，我知道华人移民因为语言障碍和文化障碍失去了很多社会服务和权利，让人感到惋惜和怜悯。我认为，无论是合法移民还是非法移民，无论是华人还是非裔美国人和其他少数民族，我们都通过自己的工作或其他方式为纽约的社会和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我们都是纳税人，但为什么中国人这样的亚洲人得不到应有的权利和服务？
虽然我担任纽约市的首席服务官还不到一个月，但我在过去几十年里在非营利组织的工作经历让我有信心，在我未来的工作中，我会为曼哈顿的唐人街、皇后区的法拉盛、布鲁克林的八大道等华人社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社区带来更多的政府资源和社会服务。
【/h/】以语言问题为例，我会和纽约其他部门合作，为中国人提供中文服务，在华人社区和市政部门之间架起一座桥梁。无论是帮助遭受家庭暴力的妇女和儿童，还是加入市政部门成为纽约新的首席服务官，我的服务工作还远远没有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