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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两代华人的种族反抗之争
作为父母的中国一代
第二代中国人的诉求不能完全看成是美国白人左派洗脑的结果
因为中国这一代人可能会接受自己是外国人
第二代中国人不能接受永远是外国人
2019年5月14日，试图代表美国民主党参加2020年总统大选的杨安泽在纽约宣扬政治观点。摄影/记者廖攀
美国两代华人的种族反抗之争
文/刘朱迪
发表于《中国新闻周刊》，第955期，2020年7月13日
耶鲁大学英语系大三学生黄爱琳最近写了一封公开信，呼吁她的父母和华人社区与非裔美国人站在一起，批评华人家庭和社区一贯强调努力工作的价值观，不考虑时事，愿意成为美国的少数民族模范群体。面对6月初因警察对黑人的野蛮暴力而在美国各地爆发的种族示威，大多数中国人选择保持沉默，继续努力。
然而，新冠肺炎疫情让亚洲人从少数模范族群变成了白人至上和其他少数民族口中的病毒族群，也产生了亚洲人的身份危机。这封信在包括哈佛和麻省理工在内的美国大学引起了亚裔学生的反响，但也在中国家长圈子里引起了炸锅般的反应。很多文章指责中国学生被左派洗脑，反对他们蛮横的身份政治。
【/h/】黄爱林的叫声正好戳中了近年来酝酿的一个突破点:中国新移民在亚裔美国人的分界线上，而中国一代和中国一代在身份上有着不同的价值观，美国的种族斗争只是暴露了这个痛点。
为什么第二代中国人要站在非裔美国人一边
第二代中国人在美国主流文化中长大，以英语为母语表达思想。他们一致认为，大多数美国人尊重人权，积极争取种族正义。然而，由于最近的选举政治，美国的种族问题变得紧张，他们开始感到自己的身份受到威胁。他们一边伤害父母的冷漠和偏见，一边呼吁所有华裔美国人观看纪录片《亚裔美国人》，并提议向非裔美国人的社会活动捐款。
PBS最新纪录片《亚裔美国人》播出后，有人让黄爱林写一篇关于华裔美国人历史的评论或诗。但是，这个时候我觉得写诗很难。我不想只关注自己族群的历史和故事，而不是关注所有被边缘化的族群所经历的挑战、痛苦和创伤(包括我们自己族群的经历)。
黄爱林描述了亚裔美国人对黑人的长期敌意(或歧视)。比如她从小听到的唠叨，总说他们是在不好的社区长大的；他们造成了太多的犯罪；我希望你不要和黑人交朋友，不要卷入黑人运动。
她写道:亚洲人自称是模范少数民族医生和律师，听话，听话，成功。我们与其他有色人种无关；我们甚至会站在美国白人一边，贬低那些人。甚至在敌视黑人的现实与亚裔自身所遭受的系统性种族主义如此密切相关的情况下，很多亚裔美国人(包括她自己)都不愿意，有时甚至拒绝参与讨论非裔美国人所面临的种族暴力。
讽刺的是，在美国出生长大的第二代中国人发现，我们在这个国家的存在从来都是有条件的。从19世纪华工第一次来到美国，就被处以私刑，《排华法案》禁止他们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剥夺了他们的法律人格权利。珍珠港被炸时，日裔美国人被围捕、拷打、关押在集中营。
冷战高峰期，被怀疑是共产主义者的华裔美国人受到联邦特工的恐吓，很多家庭失去了生计。当SARS-CoV-2袭击美国时，亚裔美国人遭到袭击和骚扰，被指控为病毒携带者。当黄爱琳被指责为吃蝙蝠的人时，她警告说，作为亚洲人，我们永远不会真正属于这里。
她写道:虽然我们无法将亚裔美国人面临的挑战与非裔美国人遭受的残酷暴行相提并论，但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然而面对非裔美国人乔治& middot弗洛伊德被指控在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家杂货店被一名白人警察跪下杀害，原因是他用20美元假币购买了香烟。黄爱林对华人社区的沉默感到震惊和失望。
黄爱林在耶鲁的专业是所谓的文科，不是典型的中国父母希望孩子从事的行业。但黄爱林认为，华裔美国人的历史不仅仅是一大批听话的医生、律师、工程师；我们的历史上有更多的革命者、活动家、战士，尤其是幸存者。我拒绝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来呼吁我们自己社区的种族公正。贬低或者压制其他少数民族的正义，根本就不是正义。数百年来，白人至上一直威胁着我们所有的社区。在很多特权少数民族站在白人至上立场的时候，我想问:你站在谁一边？
19岁的中国人朱坤(音译)就读于哈佛大学英语专业，他在微信上写了一篇名为《回应耶鲁女生，哈佛大学生有词》的文章。他认为中国人虽然很努力，但我认为把努力当成中国人特有的文化是一种自负的观点。是的，移民很难。我的父母要克服很多经济、社会、文化上的障碍，我永远不会意识到，他们的自力更生是造就今天的我的崇高信念。然而，数百年来歧视黑人的社会态度和制度，使得他们的自立比中国人困难得多。
2018年10月15日，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反对哈佛大学歧视亚裔学生的抗议者在美国联邦地方法院前展示标语牌。图/新华
为什么中国这一代人要和美国人民站在一起
然而，在很多中国家长眼里，黄爱林和朱坤代表了美国公立学校左派历史教育对第二代中国人的不良后果。一位在小号上签名的凌飞的作者写道，尤其是关于民权斗争，不是告诉学生在历史进程中，所有民族都在为更多的文明和进步而共同努力，而是介绍非裔美国人，几乎没有提到其他民族。特别是中国人在美国民权斗争中的作用，从来没有被提起过。
【/h/】作者认为，在这样一个片面、偏颇的教育环境下，美国学生已经形成了一个共同的片面认知:美国的民权斗争完全靠非裔美国人，中国人应该感谢非裔美国人。
吹响号角的凌飞在另一篇文章中问道:孩子，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父母，他们是如何一步步走出这种沉重的困境的，他们有没有哭着抢地责怪别人？他们有没有因为自己没有财富而责怪别人？他们默默工作，为你的下一代买一套好的学区房，为你的下一代创造一个好的学习环境。孩子们，在你们脱口而出& lsquo丰富的社区& lsquo顶尖大学& lsquo舒服的专业工作，摸着良心，跪在父母面前，先反省一下，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还是因为父母一点一滴的努力？
这些指责像不像中国传统父母的经典话语？这位家长强烈建议，家长要警惕孩子自嘲式的种族主义思想，尤其是在目前整个美国学校体系充斥着极左思想的情况下，要坚决反对这种似是而非的种族主义和这种身份政治。
在凌飞看来，种族主义的根源是用一些不能被某人的努力所改变的东西作为身份认同的根本基础。你可以改变你的想法和语言，但你不能改变你的种族，而且& lsquo身份政治恰恰是根据你的种族来划分和站队。
他问，在美国400年的历史中，为什么非裔美国人始终无法走出丧？一个族群不能出去一次可能是巧合，可能是被打压了，不能出去两次，但是如果不能出去一次又一次，那就不能不说一定有它不能出去的原因。
他问黄爱林，孩子，你的公开信里，我没看出你对父母有点感激。你连对美国的感激都没有。因此，他提出反对身份政治，选择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而不是将非裔美国人与其他民族分开，因为我们相信建设，我们相信法治。
平等的教育分割了中国和亚洲民族群体的利益
【/h/】通过比较第二代华人和第一代华人对美国种族认知的差异，他们的文字和逻辑反映了两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模式，而潜藏在他们下面的暗流就是华裔和非裔/拉美裔在一些问题上利益冲突的现实。
以种族平等问题为例，近年来，以中国新移民为代表的组织在高等教育平等权利诉讼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在他们的诉讼提供的数据中，它指出，非洲裔美国学生和拉丁裔学生受益于平等权利行动政策，而牺牲了中国/亚洲学生的权利和利益。
亚裔群体对高校平等权利政策的看法也揭示了中国新移民与相对融入亚洲民族意识的老移民之间的冲突。
中国新移民倾向于认为平权政策限制了亚洲学生的数量。亚裔学生和白人、拉美裔、非裔学生相比，在入学标准考试中必须高出30%到50%，才有同样的入学机会。老亚裔移民认为，平权行动政策曾经提高了亚裔美国人的大学入学率，给了早期亚裔人口上大学的机会。
第一代华人与第二代华人的认知差异也凸显了新华移民与其他亚裔族群的差异。亚裔美国人的内部利益冲突不仅反映了代际差异，也因为这个群体的多样性。由于大量原籍国(49个原籍国)、语言文化、教育和经济背景的差异，他们往往有不同的政治信仰和身份，导致认知和利益冲突。
根据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美国约有2000万居民是亚洲人，约占美国总人口的6%。到2019年，美国约有550万中国人，约占美国人口的1.7%。所以在传统的政治运作中，中国人自然要和亚裔美国人抱团形成声势。中国新移民的热潮正好赶上亚裔美国人试图摆脱传统沉默模范少数民族的刻板印象，但随着这些社区群体对资源的整合，他们之间的差异越来越尖锐。亚洲学生在标准化考试中的表现不同，在选择性录取申请过程中的竞争力水平也不同。
亚裔美国人是模范学生的刻板印象，在中国人当中可能不是这样。从一个角度来看，中国移民的教育水平两极分化:25岁以上中国人持有大学文凭的比例为54%，远高于美国30%的平均水平；但与此同时，36%的中国移民具有高中及以下学历，高于所有亚洲移民的29%。
所以亚裔和华裔之间其实并没有一致的兴趣和声音。反对种族教育平等权利的呼声最高的是来自中国的新移民。他们中的很多人都有经济能力把孩子送到美国读高中或本科，或者以投资移民的身份来到美国，这与其他亚洲国家的老移民和经济弱势群体不同。
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后，针对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种族歧视和暴力进一步形成了华裔和亚裔美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一方面，两人都是种族主义的受害者；另一方面，一些亚洲人感到被中国的疫情和中国人的待遇所牵连。在亚裔族群中，也有华人一代和华人一代的争论:是积极融入美国主流，还是加入种族斗争？
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美籍华人杨安泽4月1日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一篇评论，标题是我们亚裔美国人不是病毒，但我们可以成为治愈的一部分。鉴于最近在SARS-CoV-2大流行中仇恨犯罪和种族主义的激增，杨安泽认为亚裔美国人应该通过他们的行动表现出作为美国人的爱国主义和社区关怀。换句话说，亚裔群体可以通过成为最好的公民来帮助遏制种族主义。
但是很多人不同意亚裔美国人必须证明自己才能得到平等待遇，也不同意做出社会贡献是处理偏见的最好方法。
这些争论表明，新冠肺炎疫情再次刺激了亚裔美国人的身份危机，在中美关系紧张的情况下，中国一代和中国一代都面临着危机的紧迫性。我认为，中国这一代人作为父母，不能把二代人的志向看成是美国白人左派洗脑的结果，因为中国这一代人可能接受自己是外国人，但二代人不可能永远接受自己是外国人。
美国学者徐德清博士认为，中国人的内部分化反映了两种极端的思维倾向:有中国背景的中国一代，其特点是大部分人来到美国都要生存，无法系统地了解美国的国情和文化，只能在现有制度下自强不息，寻找自己最大限度的生存。而接受过美国教育和文化洗礼的第二代华人，自然对社会参与和民族关系有着不同的体验和看法，希望改善社会环境，从而取得更大的成就。
【/h/】虽然有些中国父母生活在美国的环境中，但他们仍然倾向于与孩子采用自上而下的权威沟通方式。徐德清认为，同样，华人社区内部也应该有一个沟通机制。中国人不仅要团结，还要寻求和其他亚裔美国人有共同点。他们不应该把自己的利益和其他亚裔美国人的利益完全分开。美国华人只有和亚裔美国人团结起来，才能在美国社会产生更大的影响力。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2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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